第881章 分级制度（1 / 2）

些问题，个个问到点子上了。

方别拿起桌上那份连夜整理出的《试点工作办公室技术小组工作规程（草案）》，翻开到相应部分。

“关于民间验方的整理，我们初步设想分三步走。”他声音沉稳，条理清晰，“第一步，广泛收集。以试点地区为核心，委托当地卫生部门、老药工、赤脚医生和寨老村贤，系统记录本地流传的、群众常用的方子和草药用法。陈掌柜提供的那种手抄本模式，就很值得借鉴，图文结合，注明当地俗称、采集季节、用法用量和传说疗效。”

“第二步，初步筛选与分级。收集到的资料汇总到技术小组，由中医、中药学、药理毒理学专家进行初步审阅。参照萧老提出的分级分类思路，初步分为三类：丙类，长期实践验证、药材安全、用法明确、机理相对清晰的，如马齿苋治痢疾、艾叶止血。乙类，可能有效但证据不充分、或有特定使用条件、或药材存在潜在风险的，需要进一步考证。甲类，明确含有毒害成分、或用法极不规范、或可能延误重症的，必须明确标注风险，禁止随意使用。”

他顿了顿，加重语气：“这里必须强调，初步筛选只是第一道关口，绝不能作为推广依据。尤其是乙类方子，必须进入第三步专家共识评审。”

“第三步，专家共识评审。”方别翻到规程的另一页，“我们计划组建一个跨学科、跨地域的专家评审委员会。委员不仅包括中医各流派的权威、中药学和现代药理毒理学专家，还要邀请熟悉试点地区地理、气候、物候的学者，甚至可以考虑邀请像陈掌柜这样有实践经验、了解民间情况的老药工作为特邀顾问。对乙类方子，由委员会进行集体审议，充分讨论其安全性、有效性和可推广性。只有经过委员会一定比例，比如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同意，认为其利大于弊、可在严格指导下有限使用的方子，才能进入下一阶段的标准化整理和试点验证。评审过程、不同意见和最终结论，都要有详细记录，存档备查。”

方别说罢，略一停顿，继续说道：“当然这个甲乙丙三级分类的制度仅限于最基础的使用，对于医院里经过系统学习或者有明确师承的大夫不做限制。”

方别只是补充了一句，并没有过多解释。

在座的各位专家大夫，尤其是中医大拿，都能明白方别的用意。

现在许多大夫害怕担责，又或者因为药典规范的缘故，用药上多有掣肘。

这也就造成了中医在治疗各种急重症患者时疗效不佳，以至于发展到后世，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丧失了在急诊的话语权。

虽说在方别看来，在现代医学的大分类下，中西医并无优劣之分。

正所谓黑猫白猫，能抓耗子的就是好猫。

但现在不过是59年，国内医疗水平与条件着实有限，若是能将中医的优势完全发挥，对于群众来说才是关切实际的好事。

而且作为一名正统的中医大夫，方别也希望中医能跟上时代的步伐，不因为各种能够避免的因素影响导致掉队。

会议室里安静了片刻，随即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。

那位来自中医研究院的专家推了推眼镜，缓缓点头:“方别同志这个分级分类、专家共识的思路，既严谨又务实。尤其是把熟悉地方情况的老药工纳入顾问，这个考虑很周全。民间验方往往与当地物候、水土紧密相关，外人很难完全理解其中的门道。”

“关于《卫生明白册》的编纂，”方别转向另一位提问的同志，那是个三十出头、戴着鸭舌帽的年轻人，来自人民美术出版社，被抽调来负责宣传材料的视觉设计，“我们计划采取‘核心通用，地方特色’的模块化结构。”

他走到黑板前，拿起粉笔画了个简单的示意图。

“核心通用部分，包括最基础的卫生常识:饭前便后洗手、不喝生水、发烧咳嗽什么时候必须看医生、常见外伤的简易处理等等。这部分用最简洁的文字，配以一目了然的图画，力求让即使不识字的人，也能看明白个七八成。”

粉笔在黑板上吱呀作响，勾勒出几个简笔小人洗手的图案。

“地方特色部分，则是针对每个试点地区的具体情况来设计。”方别在五个红圈旁分别标注，“比如在云南勐腊，要重点突出防蚊防疟、识别登革热症状。在甘肃定西，要教群众辨别苦咸水、简易除氟的方法。在黑龙江林区，则是毒蛇咬伤、野兽抓伤的应急处理。这些内容，需要与当地卫生部门、还有像玉香医生这样的本地卫生骨干合作，用当地语言或方言编写，图画也要符合当地的生活场景和审美习惯。”

戴鸭舌帽的年轻人眼睛发亮，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:“这个思路好！图画风格也可以因地制宜，比如苗寨的可以用蜡染纹样做边框，牧区的可以用蓝天白云、草原牛羊做背景，让群众一看就觉得亲切，是自己的东西。”

“正是这个意思。”方别赞许地点头，“宣传不是灌输，而是对话。我们要用群众熟悉的方式，讲他们关心的问题。”

郑怀民一直安静地听着，此时才开口:“方别同志刚才阐述的技术路径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补充？”

一位来自基层卫生司的女同志举了举手:“我有个问题。五个试点地区天南地北，距离遥远，交通通信都不便。技术小组如何保证对各地的指导能及时、有效？总不能全靠写信，一来一回个把月就过去了。”

这个问题很实际，会议室里不少人点头表示同感。

方别早有考虑，答道:“这个问题，我们设想了几个层级的联系机制。第一，每个试点地区都会配备一个由中央和地方专家共同组成的工作组，常驻或定期巡视，负责一线指导。第二，建立定期通讯制度，各试点每月向办公室书面汇报进展和问题，紧急情况可以拍电报或电话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”

他加重了语气，“培养本地骨干。就像武汉会议上马局长、李医生他们那样的同志，或者像青山大队的孙建军那样的明白人。他们土生土长，了解情况，有威信，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方法，就是最好的、永不撤离的工作队。我们技术小组的任务，很大一部分就是发现、培训和支持这些本地骨干。”

女同志若有所思地点点头:“依靠本地力量......这确实是个根本办法。只是选拔和培训的标准怎么定？”

“标准不宜过高，但核心不能含糊。”方别道，“首要的是热心公益、在群众中有信誉。其次要有一定的学习能力和责任心。文化程度可以适当放宽，很多老农民虽然识字不多，但生活经验丰富，记忆力好，只要方法对路，一样能掌握关键知识。培训内容要精炼、实用，多采用口传心授、现场演示的方式，少搞理论灌输。”

会议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，大家就人员调配、经费使用、物资保障、时间节点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。气氛热烈而务实，没有空话套话，每个问题都指向如何让试点工作真正落地。

中午十二点半，郑怀民宣布上午的会议暂告一段落，众人陆续离开会议室。

方别收拾好材料，看了眼手表，已经快一点了。

他想起还要去送霍先生，匆匆到部里食堂扒了几口饭，便开车赶往北京站。

出了卫生部大院，方别一路驱车赶往北京站。

赶到北京站时，站前广场上已是人头攒动。

方别停好车，快步走进候车大厅，目光在熙攘的人群中搜寻。

很快，他看到了霍先生一行。

霍先生穿着深灰色的中山装，精神矍铄。